“叛徒”莫言,专门丑化国人迎合西方?获奖8年来,只有一次回应

2020-11-24 07:02:05 来源:刘宅宅

(文:刘宅宅)前些时候,某著名作家辞世,引来很多苛责与“起底”,有人说这是“鞭尸”。其实,还有一位远比他声名显赫的文学家,此身虽在,早已有无数的人,急不可耐地意欲以文字的拳头敲击他的头盖骨。这个“可怜人”,就是曾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



论文学才情,即便是坚决的反对者,大概也不敢轻率否认,莫言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那史诗类的宏大叙事能力罕有人及,论文学想象力也远超贾平凹、阎连科、陈忠实诸家。他30余年的煮字生涯、近40部的作品结集,几乎独立架构起了一类有关乡村中国的民族志学。他的同行余华,曾公开宣称:“我不怕得罪人,从文学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够拿10次茅盾文学奖了。因为90%茅奖的作品,都比不上莫言最差的一部”,可谓推崇备至。余华何其高傲,他也就这么夸过鲁迅而已。


但与此同时,对于莫言这位诺奖得主,社会上一直也有“公愤”存在。有股声浪同样巨大的声音认为,莫言就是国人中的“叛徒”,“讨伐”之声8年来不绝于耳,并不断地引发舆论的大分裂。这些朋友认为,莫言不仅水准不够浪得虚名,更为重要的是,其笔下的中国世界,严重歪曲和污损了国人形象,他展示的中国人的生活图景,充斥着愚昧、野蛮、阴暗、龌龊、淫欲、腐败、堕落等负面。他们断言:莫言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是要讨好西方趣味!



平心而论,这个质疑固然不免上纲上线,但是那种愤懑也确实不算空穴来风。读莫言作品,即便是最平心静气的读者,大概也会心生疑惑:中国人事千千万,莫言为何偏要沉溺于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民族负面?这里面的居心,到底是出于文学艺术表现的需要,还是只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眼球而采取的策略?


尽管,面对这些是非乃至谩骂,获奖8年来莫言始终缄默,但他心中是有委屈的。就在今年8月,他“十年磨一剑”出版小说集《晚熟的人》,不仅朝花夕拾式地记录了自己获诺奖前后的人情世态,还特意借书中人物解嘲,“你的小说除了你,没一个好人,我要告你诽谤呢”,心情当是充满苦恼又有哀伤的。



尽管我对莫言充满同情,但也不能否认的是:莫言的东西,从早期的《酒国》、《红高粱家族》到后来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名作,确实有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民族自宫情结”,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


人所共见,当莫言在中国文坛刚起步时,所交出的诸如《透明的红萝卜》这样一些作品,一出手就是聚焦在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上——即便他的写作初衷只是“为了一天三顿都能够吃上美味的饺子”。在他刚出道的1980年代前期,当一众同行还在文学之路上蹒跚学步,只晓得“伤痕文学”、“右派文学”这些低端操作之时,他一出场就迅速登顶,直接摸到了文学乃至中国人书写的“天花板”。


图:莫言年轻时的青涩军装照


并且,此后至今的他,也始终都没有离开这种思路:审视、批判、拷问国人的身体伦理与精神劣根性,“把自己和民族当罪人去写”。我至今记忆特别清楚,某位我很尊重的名教授,每次课上提及莫言,总忍不住摇头晃脑一番感叹,“你看莫言的《酒国》,那真是一个天才呀”!他是莫言同龄人,30多年来一直想不通,莫言这样一个30不到的小青年,还是小学没毕业的低学历者,当初是如何写出如此优秀且深刻的作品来的。


确实,这些作品拿到现在看,还是有极大冲击性的,无论是别样的文字表述,还是来自精神层面的刺激。但与此同时,“莫言悖论”在一开始就已经是如此显著:就技艺来说,这些作品是如此工整精妙,洒然大家风范;可是从民族情感认知而言,里面的中国人群像又宛如从骨子里都被掏空了的,尽都是中国式的乡土农耕文化的丑陋陈列,令人不忍直面。


图:莫言的文学王国的蓝本—山东高密“东北乡”


而且,更重要的弊端在于,莫言的小说,总是在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一个个近乎雷同的故事,“复制感”特别强:《酒国》对吃“婴儿”的渲染、《丰乳肥臀》对“恋癖”的阐微、《红高粱》及《檀香刑》里对脔割酷刑的津津乐道、《蛙》中对“迫害狂”的浓重泼墨,《生死疲劳》里对“变态心理”的深切挖掘,几乎都是“丑陋的中国人”大书写。在他作品中,男人似乎总是猥琐窝囊、女人仿佛永远欲求不满,什么偷窥、偷情、乱伦、苟合、虐待、残杀,作为中国国民性症状,无时不刻都作为隐喻闪现。


读他的书,无论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仅仅身而为人,可能都难以体会到那种文学的分寸感,与作为艺术的美感效果的。长相憨憨的莫言,他的文学世界难道只有“恶之花”了吗?



大概也所以,有声势浩大的“征讨”声音认为,莫言作为中国作家,却只会展览中国人的暴力、污秽、丑陋及其病态,完全是在自我污名化、自我抹黑、摇尾乞怜于异族。他们进而推论:莫言“吃里扒外、别有用心”,无论作品还是为人都是不堪的。


就我个人感想而言,如此简单粗暴去理解莫言,显然是不公的,甚至是无知的。不客气地讲,如此擅行“诛心大法”,比起莫言作品的“偏激”,其实更显批判者思想与智商上的双重片面,更体现出这些表面上大义凛然的朋友们,对文学的理解是有多么的隔膜的啊!当初,时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已是79岁的韦斯特伯格如此高度评价莫言,“我想对中国人,以及其他人说,莫言不仅是中国的伟大作家,也是世界上的伟大作家,这一点不用去怀疑,他的作品说明了一切”,到了我们自家这反倒成了“别有用心者”。东海西海,心理如此不同么?


莫言,是否算得上“世界上的伟大作家”暂且不议,但在当代中国,他数一数二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我个人更推重贾平凹),他的半生努力更不应该得到各种污蔑。因为道理很简单,“批判现实”也好,“反思国民性”也好,都不等于“不爱国”。莫言的“丑陋中国人”处理,比如控诉、揭露乃至批判,不过是身为作家选材的考虑而已。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爱深责切,批判同时也是一种自省和忏悔。任何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作家,其写作宗旨都应该是站在最高层面,去反映人类悲欢、以及人性与世界的困局,而不是一味地去歌颂、去有意文过饰非、去遮掩掉历史记忆。痛斥、揭露、反思,也是一种更为深层的爱。


文学对于国人的描写,是赞是贬其实都可以互为镜像,以此照出人类精神的不同侧面。而且,倘若真读过一两本莫言,并不难感受到他的“用心”:他写部分中国人,是写的那般丑陋不堪,是下了最重的痛手,但绝不是也从来没有可以贬低“中国人”的人格,更与“不爱国”或“讨厌这个民族”的指责无关。他的心思,20多年前就已经辩白过了:他写下种种暗面,绝非向壁虚造,更是殷殷希望所有国人记住自己曾经的恶习,坚决改正已有的丑陋。


图:《红高粱》剧照


这个心绪,他年轻时那篇题为《莫言:他人有罪,我也有罪》的随笔,早就袒露的非常明白了。

可以说,如果仅仅因为揭开民族与国人的伤疤,就被认为应该受到贬斥,这般理解法才是更丑陋的,更属民智停顿的世界中人吧!


倘若标准如此荒谬,那“民族魂”鲁迅,该何以自处?《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也曾郑重“反击”质疑者说,“中国作家终于走进了诺奖行列,我觉得这不仅是莫言的荣耀,更是整个中国文学的荣耀,必将对中国文坛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这是很公道的话。莫言这位自称“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之人,我国真正自己培养的文学大师,以其超凡文学才华得到世界的认可,却受到国内人种种攻击诋毁,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鲁夫子的话言犹在耳:不团结、内斗专长、嫉贤妒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劣根性!



而且,一个很重要但日渐被遗忘的常识是,文学的写作与理解,都应该是多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常态。一些偏执的朋友,因为思维的狭隘、理解力的欠缺,只会看到莫言将国人写成了情感粗糙、心智残缺、行为幼稚的国民,写成了一群对暴力、屠刀、污秽等充满病态畸恋的人,并为此愤慨。但他们,却选择性漠视,莫言是如何歌颂伟大的底层中国百姓的:


莫言作品,不总是写黑暗面,善恶美丑其实一直都是并存的。他对底层中国民众有很多“怒其不争”的批判,但更多的其实是“哀其不幸”的同情,而且最终将希望、理想都寄托在这些“芸芸众生”之上,而非什么贵族大夫、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在他笔下,中国人高尚的情操,总在危难时刻显示出更加强烈的存在感:



《红高粱》里,那些“在高粱地里睡觉”的中国人,当外侮降临之际,也毫不犹疑地在墨水河大桥与高粱地中为家国喋血;那些只看到《丰乳肥臀》中人的“病态畸恋”的人们,却不愿看到莫言在书中所呈现出来的20世纪中国的恢弘历史,特别是那些山东农民为反抗殖民者抢修胶济铁路所进行的血腥斗争,那些旧时代女性作为旧时家庭传宗接代的工具遭遇的种种无法承受之重!以及还有,那些漫长的战争岁月的苦难,那些大饥荒时代的民族血泪,那些中国母亲和中国乡亲们历经的种种生死存亡之痛,莫言都是如实反映并且深深致敬的!


“喷子”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些呢?难道可以因为鲁迅也聚焦“国民劣根性”的负面、萧红也专注在书写国人的野蛮,就可以轻易认定他们都是“叛徒”吗?



这就是说,莫言所展现的这些家国史和国人形象,虽然因有“魔幻现实”手法的局限,不免失真夸大,但是他的落脚点绝对不是丑化,而是反思、审视、拷问,是警醒交结,是以批判求进步。


而且,作为读者,我们读也读了, 谈也谈了, 如果内心还是平实的,其实也可以看到,莫言所指出的中国人丑陋的东西,都是根深蒂固的国民性问题,其实如今大多还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否则,还需要大力提倡“正能量”吗?



作家们,有的执意书写美好,有的专注在黑暗面,无非是趣味与方向问题,而非立场甚至是人品的判别。可以说,历史和现实中中原人苦难和不堪,使莫言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但从更高层面看也闪耀着永不熄灭的爱火。山东故土的生活给莫言提供了题材,而爱与恨、希望与绝望都是他作品的精神实质吧!


面对这些争议,“看到大家都在指指点点进行评价”,8年来莫言始终不置一词,“莫言”倒真的不言了,这种应对其实是对的。他唯一一次回应,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莫言作品座谈会”上。那天,面对有人他是“叛徒”的提问,他只是神色黯然说到,“面对批评,我将是受益终身”,“从得知获得诺奖到今天,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如同一面镜子,看到人心、看到世道,也看到自己”,此外他再也不愿意多说一句。



从此,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问心无愧写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