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池作家群】散文家何述强这篇亲情文章,感动无数人!

2018-07-12 12:24:32 来源:何述强

【作者简介】何述强,广西罗城人,仫佬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学员。现为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城市传记《山梦为城》、民族文化随笔《凤兮仫佬》、散文作品集《隔岸灯火》等。


月光下的那团白雾

何述强作品


父亲是个多少有点怪异的人。他的有些事情常常让我理解不过来。


他退休不久,有一段时间单独呆在县城。那个月县里晚发了半个月的工资,他居然砸锅卖铁,以维持生计。我们是在接到他的电话后,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的。他说:再不送钱来,就饿死了。我们便开始紧张起来,并暗自摇头、感叹。一个老党员,一个拥有几十年工龄的老干部,居然晚发半个月的工资会落泊到这样的地步,简直无法想像。


我是回到县城家里后才发现家里的旧铝锅和旧单车不翼而飞的。同时,父亲床下那个平常用来锤钉子的铁墩也不见了,那是父亲曾在机械厂工作的见证。显而易见,父亲的电话是在砸锅卖铁之后仍然无法解决温饱的情况下才在我们身边响起的。


此事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感觉到有点悲壮。


父亲留不住钱。钱像水一样哗哗地在他身上流淌了一会,就流往别处去了。我近年越来越发现我对钱的掌控能力比父亲好不了多少。父亲常常自豪地说:“我一辈子没进过银行”。说完后通常是笑。我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父亲的舅舅在离县城不到十公里的一个小镇上生活,父亲也常下乡到那个镇上,可他从来没有去看过他的舅舅。这种不闻不问的时间起码也有几十年。有一年,临近春节,可能是他的舅舅实在忍不住了,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到县城给他。信中的内容大体是经济困难,需要接济。父亲收到信后大为感慨,跟我们说,几十年没有见到他舅了。我那时已经参加工作,父亲便派我作为代表前往小镇慰问他的亲舅,我的舅公。我怀里揣着那封信和还读警校的弟弟欣然前往,但我们找到舅公家也颇费周折。到了小镇,按照父亲指定的地点一路探问,都说不知道,没有这个人。后来终于有人小心翼翼地问我们,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我们说,我们来看我们的舅公。对方又经过仔细询问后,才告诉我们:你们找对了,就是我们家。


原来,弟弟的警服吓坏了他们,他们以为是来抓赌的。老百姓像惊弓之鸟一样活着,我那一次算是长见识了。同时也感叹小镇赌风之盛。


我们见到了舅公,他那时已经八十岁了,模样瘦瘦高高,很像我们的小叔。我们转达了我们父亲的问候,并给了他两百块钱。


舅公的确很穷,他脚下的解放鞋早就失去了布面,只剩下两块黑色的胶底,像两只船,载着我们的舅公在人生道路上乘风破浪。只可惜,这两只无篷的船只能在陆地上滑行,所以,我舅公走起路来磨磨蹭蹭,步履维艰。我还发现,他没有袜子。舅公当时给我看了他的一首诗,我现在只记住一句:“静坐草堂课二孙。”解放前他上过军校,还当过一阵子镇上的街长,算是地方上一个有文化的人。我还记得,他的房间里,有一台锈迹斑驳的扬琴。街上的一些同好会时不时来跟他切磋技艺。看来,他穷是穷,但诗声琴韵这些高雅的东西倒是一样不缺。八指头陀曾有诗云:“过时名士难求食,诗非晚节不精神。”如果用在我舅公身上,是有几分辛酸的贴切。


没过几天,我们听说,那两百块钱,因为没有捡好,给他的儿子盗窃了,很快,那两百块钱,像两滴水一样,跌落在赌摊的海洋里,无影无踪。


看来,没有把儿子课好,光课二孙是行不通的。


后来我们就没有再见到这个老人了,我的父亲,也自然没有去见他的舅舅。


父亲有个表哥(指姑表血亲)在离县城一百华里的一座小城市里工作直到退休,父亲出差经常路过这座城市,但是,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探望一下他的表哥。有一次,他俩终于在我的引见下碰面了,第一句话居然是:“有五十年了吧?记得刚解放那年见过一面。”我记不清是他们中谁说的了,但无论是表哥说,还是表弟说,都让我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刚从海峡那边的台湾归来。


亲人间说不清楚的隔阂,我想我是没有理由轻易谴责的。毕竟那些年代发生了太多的事,人们心灵的承受能力一度达到了极限。因为说错一句话,引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因为跟某个人有关系,受到无端的牵连,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在那种紧张的空气中,人人自危,遑顾他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三缄其口,于是便造成人事音尘的阻隔。


这里有个例子:我外婆的父亲,一个旧时代的商人,因为不堪批斗之苦,折腾之辱,在禁闭他的房间里悬窗了断,窗棂离地面很近,要悬挂自己还真需要坚强的意志。然而,生活在小镇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我外婆得到这个消息已经是两个月之后。


父亲还在单位做点小领导的时候几乎每年都回家做清明。因为有车子接送。他退休之后,自然跟那些小车无缘。要坐大车回去,他是断然不做的。于是,他便很少回去过清明了。


等到得了脑血栓、冠心病这样一些痼疾后,他更是找到了不回家乡的理由了。


我感觉父亲的故乡观念是比较淡薄的。家乡的人事,不找到他的话,他极少过问。我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对故乡态度如何,我只是看到了他退休之后的现实。


我记得小时候,他和朋友们喝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哪块黄土不埋人?”我后来才渐渐体悟到这句话蕴藏的故乡观。


这些年,特别是前年脑出血治愈之后,他似乎对他的三哥,我们的三伯爷——另一个脑出血患者,比较关注起来。在我看来,这略为缓解了一点他对故乡情感的贫乏和苍白。他隔三差五会给他三哥打个电话,两人叽哩呱啦地在电话里说一通家乡话,内容无非是希望对方注意身体,走路要小心什么的,多数情况下,基本是各说各的,话的齿轮对不上马口。对于两个脑出血患者的对话质量,我想人们不会过多期望。


医院那个病房的那张床,头一年是我三伯爷因为脑出血睡在上面。第二年,父亲脑出血住院,原本是住另外一间病房,后来转来转去,又转到三伯父住过的那个房,恰好就是那张床。我们不无玩笑地调侃说:这张床给他们兄弟俩包了。


幸好,都是轻度脑出血,住了一段时间院就都没事了。只是二人的口齿和行动变得不够麻利了。


 到了春节,父亲还会托人给他三哥带去一个红包。里面有一张硬刮刮的五十元。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


他对三伯父的记挂到底是因为同病相怜,还是别的原因。这颇费琢磨。他们少小就玩得比较好,到坡上放牛,地里打红薯窑,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都少不了他们。长大后又都嗜酒如命,不同的是,一个在农村嗜酒,一个在县城嗜酒,吵吵嚷嚷,喧闹着,让左邻右舍多少得不到应有的安宁。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有一次回乡被无端拘禁,关在一处地主老房子的楼上,处境十分危险。后来是三伯父在漆黑的夜里沿河边摸索,智过关卡,搬来援兵,才把父亲救出。三伯父不仅是他的三哥,还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个话题,在父亲患脑出血之后开始时不时叨念。一个老人,他若是老叨唠什么话题,那一定是他最放不下的。


我从小也与三伯父比较投缘。我在县城读小学的时候,他有一次来县城办事和我共住一室。半夜我醒来,发现蚊帐里到处是蚊子,我一个劲地摇动三伯父的手臂,央求他起来打蚊子,睡眼迷蒙中,他翻了个身,丢给我一句话:“蚊子也要生活”,又沉沉睡去。


我的确是从那一夜才知道,蚊子也要生活。


我工作了之后,有一次下乡到我的家乡那个镇,我不住镇政府招待所,而是去找三伯父同住。他那时不在村上,而是在镇子边的公路旁守打米机房。床铺在打米机房的一个角落,没有挂蚊帐,床上满是细细的糠粉,靠墙的床沿起码分布有两斤重的老鼠屎,都是生硬了的,当然也掺和了打米机房的细粉。为什么老鼠屎会花边一样出现在靠墙的床沿呢,我估计是三伯父每天晚上随手往里面扒,扒来扒去,就扒出两三斤来了。它们颗粒分明、老少无欺地静静躺着,记录着我三伯父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情景,让夜访三伯父的我十分后悔。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住下来了。在我的抗议下,三伯父清除了那两三斤老鼠屎。我听见床板刷刷声响了很久,最后三伯父说:可以了。


时值深秋,天气已开始转凉。我跟三伯父说,没有东西盖肚子恐怕不行吧?他噢噢两声,就爬起来,把床角的那一堆烂布巾一样的东西推给我,我一摸,知道是蚊帐,但里里外外全是粉末,哪里盖得肚子?伯父见我为难,便起身走下床,把那一堆东西抱出门去了。我也跟着起来,站在门口看他。只见他走到马路的中间,那晚有月光,亮亮地照在他身上,他把那一堆蚊帐稍稍摊开后就双手开始上下抖动,一下,又一下,动作愈来愈快,也愈来愈猛,有一种兴风作浪、排山倒海的架势。月光下,白色的粉末飞舞,升腾,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浓烈,渐渐地,三伯父藏身云里,只余下一双脚,最后,三伯父完全消失了,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马路上,只见一团白白的云雾,月光下浓得化不开的云雾!


我被这样的场景惊呆了,站在那里久久说不出话来。


那晚,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感冒了。


三伯父在脑出血之前还挨了一次大病,是肠癌。那一次是父亲力主做切割手术。后来事实证明,手术是成功的。动手术之后那一夜,我和堂弟阿武在医院病房值班。三伯父在床上痛苦地呻吟,处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看来麻药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也帮不上多少忙,于是便在床边谈起生意来,阿武雄心勃勃,说要养一批波斯猫,还说要开一个狗肉店,办一个什么厂,似乎那钱很快就会胀满口袋,我们讨论得十分热烈。基本上忘记了白天刚刚动了大手术,如今躺在病床上苦苦挣扎的三伯父。这时候,在昏暗的灯光中,我突然看到三伯父从医院的被子里伸出两只手,举过头顶,做了一个体育老师经常做的暂停动作。看样子还十分敏捷。


我一怔,赶忙走到床前伸头到他耳朵边问:“哪样?三伯爷。”


他说了五个字,清清晰晰,天呀,哪里像一个半昏迷状态的术后病人!他那五个字,字字千钧,金声玉振,连没有走到床铺边的阿武也听得十分仔细:“别做发财梦!”


那次三伯父出院后不久,我还专程到家乡看望他。他越发瘦小了,皮肤完全变黄了,像一株营养不良的病蔫蔫的农作物。我还是第一次觉察到人与植物之间的神似性。我在吃惊之余面有隐忧,三伯父显然是看出来了。他比较乐观,认为自己是什么黄疸病,没事的。他告诉我,他现在天天吃泥鳅。果然,吃了几个月的泥鳅,他居然又可以下地干活,又可以喝酒了。气色就像是没有生过病一样。他逢人便赞美泥鳅,说泥鳅可以做药。


如果说父亲对家乡的忆念集中落实在三伯父身上,应该也有另外一些记忆中的事物随着父亲的忆念一齐浮现出来。但我相信,绝对比不上三伯父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如果说在父亲的心目中,故乡是那团月光下的白雾的话,雾消散后,尘埃落定,站在路中间的,身上满是白色粉沫的,可能就是我的三伯父,他的三哥。